4月21日，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理查德·柯蒂斯电影大师班开讲。英国著名编剧、导演理查德·柯蒂斯与中国青年导演姚婷婷展开深度对谈，从创作方法到拍摄趣事，从剧本结构到情感表达，层层拆解其标志性的“浪漫喜剧魔法”。
浪漫并非童话，而是生活本身
理查德·柯蒂斯是当代英伦爱情喜剧的灵魂写手， 1994年，他首次编剧电影长片作品《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》，将英伦浪漫推向全球，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提名。
随后，《憨豆先生的大灾难》让电视经典成功移植电影银幕，《诺丁山》写出当代“罗马假日”童话，《BJ单身日记》系列打造出最成功的女性爱情喜剧IP。之后，理查德·柯蒂斯以导演身份开启创作新篇，拍摄了《真爱至上》《海盗电台》《时空恋旅人》等经典作品。
面对观众对其作品“温暖”“治愈”“造梦”的评价，理查德·柯蒂斯并未将自己的电影定义为童话。他坦言，创作的出发点始终是“真实”，来自于亲身经历、朋友讲述，以及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情感关系：爱情、友情与亲情。
“生活中很多时候，事情并不遂人愿，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大家觉得我的电影让大家感到温暖、开心。”他笑言，拍电影的过程往往焦虑而艰难，但作品最终带来的温暖，是对创作者最大的回馈。这种对现实的坚持，也体现在他对题材的理解中。他认为，比起极端戏剧化的暴力或犯罪故事，“爱与关系”才是更贴近真实的主题：“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人坠入爱河。”
理查德·柯蒂斯表示，自己只是写了一些“普通的生活场景”，却因此获得了跨越地域的理解与回应。在《时空恋旅人》的创作中，这种真实甚至先于“奇幻设定”出现：最初的灵感来自父子关系与告别的情感，再逐渐延展出时间旅行的结构，最终用爱情将其串联。这种从情感出发的方式，使得再奇妙的设定也显得自然可信。
柯蒂斯还提到自己这次来北京，一晚上连续去了四家餐厅品尝美食的故事。正是这种对生活细节的观察，将日常转化为幽默，也成为他创作的习惯与方式。
创作是在不断修正中完成的
谈到《真爱至上》的创作过程，柯蒂斯用“灾难”来形容第一次试映的结果——两个小时只收获两次笑声。正是在这样的挫败中，他开始重新审视影片结构，通过调整场景顺序、强化人物情感，才逐渐找回节奏。他特别提到，将原本位于结尾的关键场景提前，成为改变整部电影的重要转折，“一个调整，让笑声从2次变成50次”。这也让他得出结论：电影没有“完成时”，只有不断修改的过程。
这种创作方式同样体现在他的写作习惯中。他并不会按照线性结构写剧本，而是从对白、场景甚至笑话入手，写下大量素材，再通过卡片拼贴的方式重组结构。有时，他甚至会为角色写出长达数十页的对话，只为找到最自然的交流方式。在他看来，写作本身并不存在固定方法，每一次创作都是全新的过程。“我从来没有连续两天都写得很好，”他说，“这很正常。”
在他看来，重写是成本最低的，而选角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作品的完成度。“选对演员，电影就完成了65%。”他回忆在《诺丁山》中反复尝试男主角人选，最终确定休·格兰特，也成为影片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此外，他建议创作者要与真正理解作品的人合作，他特别提到妻子作为剪辑师的重要性：“她特别喜欢我做的事情，她是特别友好，但是也特别严格的人。”这种信任关系成为作品完成的重要基础。他还透露，《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》最初的设定其实是《四个婚礼和一个蜜月》，正是妻子建议加入“葬礼”来制造悲伤的对比，才成就了片名与片中情感的平衡。
“笑中带泪”的力量来自生活
柯蒂斯作品中那些让观众“笑着笑着就哭了”的瞬间，并非刻意设计，而是源于真实生活的肌理。从《真爱至上》的“卡片告白”，到《时空恋旅人》中父子在海滩的对话，再到《诺丁山》里看似随意却令人会心一笑的台词，这些被观众反复回味的片段，都源于生活细节与观察。
当被问及如何把握“笑中带泪”的节奏时，柯蒂斯的答案很简单：那不是技巧，而是人生本来的样子。悲伤与幽默本就并存，正如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往往在笑声中感受到失落，在失落中仍然寻找温暖。
这种真实感也体现在柯蒂斯的拍摄方式上。在《海盗电台》中，一场原本设定为送茶的戏，因为演员即兴加入饼干与互动，呈现出更加自然的友情状态。对于即兴表演，他并不完全喜欢，但也承认，当演员在情境中找到真实情感时，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正是这种在控制与放松之间的平衡，让角色更接近生活。
电影的意义是与观众产生连接
柯蒂斯认为，票房并不能定义一部电影的成功，电影行业应该不仅仅生产“大片”，而是能够允许那些个人电影的存在。“我热爱的那些电影也并不一定是说最好的10部电影，只是说在我的生活当中那10部电影让我感到特别好，告诉我一些真相或者给我上了一堂课。”他提到，人与电影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化的连接，就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一样，不完全依赖标准，而取决于是否产生共鸣。
文/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网上配资门户网
同创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